初见《狗十三》是在11月23日的首场点映会上，电影放映结束后，曹保平导演现身，跟现场观众交流了不少问题。

其中有一个问题，答案似乎不那么明确，或者说它不能那么明确。

那就是：“我们就究竟该讨厌谁？”

从大人的角度，可能讨厌李玩和爱因斯坦。

从小孩的角度，可能讨厌里面的大人和教育方式。

从做人的角度，可能讨厌里面的人文关系和社会问题。

讨厌谁这件事，总会触动大家，总引人讨论。

为什么？

因为它存在的可能性，非常大。

坏，是成长的一部分，或者是成为人的一部分。

但这个“坏”，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可能是弱者的妥协，还可能是自我合理化的结果。

这也是《狗十三》丢给我的第一个极其凝重的问题？

“促使人成长的多半是灰色因素，是在人生最不稳定的时候，面对从家庭到社会的撞击，散落出的无数碎裂和片段，这是每一代人可能会投射给下一代的复制过程，它需要我们面对。”曹保平导演这样回答道。

《狗十三》为什么会出现不同层面的“讨厌”？

这是《狗十三》让我思考的第二个问题。

有人说，电影是一把刀子，电影里的人物是一面镜子。

“中国家庭是权威家庭，不太崇尚个体价值和个体生命的意义，有秩序、有尊卑是更重要的。这样的沿袭必然带来对个体的轻视和伤害。片中李玩的成长是这个社会结构下的必经之路，这种‘懂事’和‘长大’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了。”

曹导说完这段话后，我想到了最近网络上出现的一个新词：“懂事崩”。（成年人的情绪崩溃，总是这样心酸。需要顾及方方面面，尤其是关心着自己的人。再崩溃，也不敢让他们忧心。）

电影里的那些对立、矛盾、憎恨，以及和解与妥协。

从成年人的角度看，那是不得已而为之。

从青少年的角度看，那是弱者的妥协。

成年人，想要心安理得，就必须要自我处境合理化。

就如电影里的大人，当不能自我合理化的时候，或者不能洗地的时候，往往喜欢用“误会”来解释，用“你要理解我”来试图和解。

而青少年，往往只能容纳自己的变化和外部施压，才能更轻松地活下去。

就如电影里的李玩，成长往往就是一个事与愿违的过程，哪怕它是件悲剧，你也只能像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一样，把它想成理所当然。

而这种自我合理化和理所当然，可能才是“我们就究竟该讨厌谁？”这个问题里的那个“谁”。

正是因为那么多的不得已而为之、弱者的妥协，才增长如此多让我们讨厌的层面。

因为妥协，不是美德。

忍气吞声，不是相处和睦。

而委曲求全，更不是顾全大局。

像余华曾说的：“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只有你坚硬无比，世界才会对你温柔以待。

这是我们内心本来坚信的。

记得在点映会上，有观众提问：“曹导，你以往都热衷于犯罪题材，这次为什么会选择青春题材？”

“这也是犯罪”。曹保平导演这样回答道。

后来，在访问里，我又追问了这个问题。

曹导说：“里面触及的情感上的残酷、撕扯，还有情绪的震荡，这些矛盾冲突在激烈程度上和犯罪是一样的。因为犯罪的根源，往往是人性的变化，不是伤害。”

所以，在看《狗十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丢狗或者杀狗，甚至让一个屠龙的小孩最终变成恶龙。这是不是一种犯罪？

电影里，大人们对待李玩的粗暴教育，不止是身体，还有情感。

可事后，比如李玩父亲为什么会做出很多过度且无效的“补偿性行为”。

一，是为了获得心理安慰、降低内疚感。

二，他们心里知道但不愿承认，李玩是受害者。

这种中国式家庭里的无解命题成了一把极其锋利的刀子，插进了人的心脏。

易中天曾说：“我多希望中国的家长，把望子成龙、望子成材、望子成器，期盼为望子成人。因为龙是怪兽，材是木头，器是东西。而人该真实、该善良、该健康、该快乐。”

中国小孩的内心成长，往往活得或者克制得让成年人都敬佩得毛骨悚然。

中国小孩在孤独成长中，还得学会“大人”的成长。

如果小孩势必要妥协、势必要服从，那小孩做出妥协和服从换来的结果，难道不应该是一个他们不讨厌的样子吗？

不然，妥协和服从只有代价，没有意义。

曹导说：“当你意识到自己成长了，那一刻就已经过去了。当你能回望这些时刻、面对这些时刻的时候，也许能成长为大人。”

采访的最后，曹导才说道：“《狗十三》不仅是一个青春片，他反映了我们当代生活中层层面面，也触及到很多层面，很多都是无解的命题，但它试图在找到一个大人与小孩、父母和家人、人和社会之间重建桥梁的契机。”

而这件事，一定要有人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