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室角落的一个柜台上，摆放着不久前刚从金马奖拿回来的其中一个奖座。

给人感觉，那是多年前的事了。

前段时间，毕赣登上了《吐槽大会》，又录了期《十三邀》。

而此刻，他坐在我对面，我还是有点全然不觉——这是个89年生，比我还小一岁的年轻人。

如同《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两部电影所呈现出的梦境、迷雾、气质跟记忆。

得知我也是贵州人后，毕赣的情绪和聊天的氛围变得更加轻松。

凯里，一个不断围绕着毕赣电影里的“记忆”。

为什么说它是记忆，而不是地方？

因为只要你去过凯里，会发现它不是这样的。

人不是这样的，氛围不是这样的 ，质感不是这样的，甚至连天气也好像不是这样的。

但为什么，连我一个贵州人，也会觉得，这就是凯里。

毕赣说，那是他童年见过的人，陪伴过他的气味，眼睛看见的质感，以及湿度。

所以，在他的电影里，这些发生改变的记忆，便通过一个叫“荡麦”的时间轨道，重生了一遍。

而“荡麦，就是一个时间不一，交织在一起的地方。荡麦的梦，就应该是不断跌落的样子。”毕赣解释说。

这个在现实里不存在的地方、找不到的时间，在发生了改变的凯里，把现实和虚幻链接到了一起。在知道它或不知道它的人的心里，留下了一个叫“荡麦”的地方。

“无论是‘野餐’还是‘地球’，它们只对记忆有焦虑，对物质没有。”这是随后毕赣说的一句总结自己电影的纲领性的话。

焦虑或者迷惘，是毕赣的电影吸引我的另一个的地方。

陈升、罗纮武，他电影里的人物，都在无意识地，或“随即性”地陷入这两种状态。

区别在于，它们焦虑的、迷惘的，不是车子、不是票子，更不是房子。

而是闪着光晕的旧时光，以及头也不回的女人。

回到现实，焦虑在毕赣身上，全然不觉。

不仅如此，他还刻意避免着自己对别人的影响。

在大部分年轻人都追赶时代节奏，焦虑当下与未来的时候。

似乎，除了记忆，没什么事儿能使得毕赣焦虑和纠结的。

某一刻，我觉得他是我们这一代里，少数醒着的年轻人。

人生里有的目标，达不成，不一定失落。稍微慢点，反而会得到一些更清澈的东西。

而《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也在某一刻把时间和我们带回了他的那个清醒时代。

随后，毕赣告诉我说，在他录制了那期《十三邀》后，因为说了一句：“我身边的人都意识不到自己该不该焦虑。”他身边的朋友们看了这期节目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使得他很不好意思。

聊到这一次的《地球最后的夜晚》里几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反而引起了毕赣的好奇，兴致高了起来。

原来，有很多细节或者电影的结构，充满了“随即性”，他自己没有想过，只是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才想了起来。

比如，野餐更客观，地球更梦幻。

比如，前者像第三人称视角，后者像第一人称视角。

毕赣说：这大概是因为，“野餐”是关于时间，而“地球”是关于一个女人。

而更多琢磨不透的谜，则来自时间。

“地球”的戏，几乎全是夜戏，夜晚有太多的东西你看不见，琢磨不透。

谈到这，毕赣口吐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女人，只要夜幕降临，你无论在哪个城市看到她，都好像一样。”

再者，就是电影里那场被毕赣自己称为“上天送的礼物”的戏。

当黄觉和汤唯在天上的主观视角一路来到地面，需要一个落点来转回客观视角时，毕赣把这个极为重要的工作，给了一匹马。

在这个60分钟的3D长镜头里，这是毕赣唯独不能设计和安排的一个段落。

毕赣说，演员也很担心，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否能顺利连戏。

谁知那一刻，马儿不知道响应了谁的号召。

结果，就出现了电影中，马儿发疯把苹果散落一地的神来落脚。

除了喜欢“随即性”，无论是他的电影，还是聊天，他都质疑，或者反对深刻。

毕赣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比如在电影里，就是感情和感知要通俗，不要刻意把普通的情感渲染得深刻。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质朴的东西，在他的电影里，在他的谈吐中，成了一种动人和清晰的个性。

采访结束时，我问了毕赣一个问题：“对这个时代，你有没有反对过什么？”

毕赣说：“我反对不了，也支持不了，它存在于我的生活里，我也会被它影响，但我不想被它左右。”

在这个从咿呀学步到白发苍苍，也不过是睁眼闭眼一瞬间的时代。

在这个你既没有洋房也没有存款，照样对你飞速甩尾的时代。

毕赣，没有棱角、没有刺，只是用他身上特有的倔强来和世俗交流。

他的倔强，就是那种默不作声的清醒。

想起前段时间，我曾说，一个人要活得多么深情，才配听懂卢冠廷的《一生所爱》。

这一刻，似乎有了同样的感觉，一个人要活得多么的独清独醒，才懂得毕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