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先行者之黄建新:独树一帜,继往开来

2021-06-14

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6月11日拉开帷幕,开幕影片《1921》同日于金爵盛典亮相,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部由黄建新监制兼导演,郑大圣联合导演的全新主旋律力作,使得更多目光再次聚焦到了中国著名第五代导演黄建新身上。


作为第五代导演群体中重要的一位,黄建新导演在创作上独树一帜,在中国第五代导演群体以历史反思主题和乡土叙事背景的标识风格把中国电影推向世界影坛之时,他则以对于当代社会的人文关怀和城市生活的题材创作而蜚声中外。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电影在艺术和工业两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电影的类型和题材愈加多元,整体的电影产业也愈加成熟。而在为此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电影人中,黄建新导演无疑是十分值得后辈尊敬和学习的一位。


回顾黄建新导演的职业生涯,他不仅在个人创作的维度拓展视野,探索表达,也致力于后辈电影人的扶持及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和革新,推动中国电影工业化体系的形成。这些成绩都必定会鼓励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人坚持奋进,砥砺前行。


今日6月14日,值黄建新67岁生日之际,特此回顾黄建新导演的从影生涯,并向他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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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陕西西安的黄建新,曾作为文革时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在西北大学中文系新闻进修班学习,之后他怀着对电影艺术的热爱,来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参与了编辑和场记的工作。在这个曾经孕育过很多第五代导演经典作品的制片厂中,黄建新努力地学习了很多电影创作技法和实操经验,为今后的电影创作作出了重要积累。1983年开始,为了进一步学习电影创作,黄建新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继续进修,并在这期间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导演创作生涯。



 “城市电影”的先行者


仅在从业的第二年,黄建新导演就创作出了职业生涯第一部重要的成名作《黑炮事件》。在《黑炮事件》中,工程师赵书信因丢了一枚象棋子“炮”而引发出一系列荒诞不经、啼笑皆非的故事,对城市语境下刻板教条的规则进行了批判和反思。该片也与之后的《错位》《轮回》并称为“先锋三部曲”,黄建新导演在彼时的创作独特性可见一斑。《黑炮事件》获得了第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以及最佳故事片与最佳导演奖的提名;《轮回》则获得了第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的提名,他以此在业内获得了初步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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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开始,黄建新导演渐渐树立了富有辨识度的个人风格,以城市生活的题材来反映时代的变迁。1993年的作品《站直啰,别趴下》中,通过对个体户、作家与干部三个象征改革开放后中国三种不同文化与社会身份的主要角色的刻画,传达出商品经济时代和中国城市发展中的旧有文化社会体系之间的冲突。该片获得了第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和第1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剪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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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直啰,别趴下》剧照


1994年,黄建新导演延续风格,与作家刘醒龙合作,拍出了最负盛名的个人代表作《背靠背,脸对脸》。黄建新凭借该片获得了1994年东京国际电影节大奖的提名,而片中男主角牛振华以其精彩的表演斩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此后,该片不仅得到了1995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合拍故事片、最佳男演员、最佳男配角、最佳录音等多个奖项,被行业认可,同时也赢得了影迷和观众的喜爱,被上海影评人奖评选为十佳影片、被第二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授予最佳故事片等诸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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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背,脸对脸》剧照


该片以精彩的人物群像,构建起一种辛辣的讽刺风格,用一种黑色幽默批判了社会中人性的虚伪。除了为人圆滑、心机深重的主角王双利外,黄建新导演还塑造了为抱孙子不择手段却又良心不安的父亲老鞋匠、见风使舵的李会计、落井下石的老罗等。通过对于人物形象尖刻的描绘和对人性转变过程的呈现,导演成功地构建了可信且典型化的情境,成功表达了对城市生活中种种怪象的讽刺主题。


被大家称为“城市百态三部曲”系列的《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啰,别趴下》和《红灯停,绿灯行》三部电影分别以官场斗争、邻里纠纷和驾驶培训等在当时城市生活中倍受关注的生活场景为创作背景,这些在当时具备广泛热度的故事题材保证了电影的话题度并取得了一定的市场成绩。黄建新导演的三部曲一方面体现了他对于商业电影的敏感嗅觉与潜力,另一方面,这三部电影都有着轻喜剧的基调和颇为戏谑的口吻,这也保持了作品观赏性,缩短了严肃批判主题和主流观众间的距离。“现在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把电影拍得人们很爱看,同时还能有比较高的艺术品位,做到比较深刻地传达意象。”黄建新导演曾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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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城市主题是黄建新电影的肉体躯壳,而批判精神则是灵魂主旨,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成全。就如,黄建新导演曾在1993年《当代电影》的访谈录中提到的,“中国城市大量是农业思想基本架构的反映,是在农业文化基础上相对商业化的地方。所以说中国的城市电影应该表现中国城市向城市化迈进过程中的尴尬,一味追求拍摄城市的华丽没有意义,如果与中国人自身心理没有联系,就会是虚假和再造的。”


因此,在黄建新电影中,城市没有光怪陆离的霓虹灯,也没有车水马龙的康庄道,更没有熙熙攘攘喧闹的人群,这些早已被定型化为“标准城市”、具有显著象征意义的画面。他的作品中更多出现的是城市中的传统建筑、建设中的工地、职工的筒子楼等,他消解了“城市画面”的程式化表达和大都市“幻想”,转而表现出当时中国城市最真实的姿态——发展中的、动态的、充满人情味的社会杂糅体。


对于城市生活中人与社会间互动关系的探讨也体现出黄建新导演的国际化视野,作品中“意大利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作品的影响也随处可见,这些与国际和时代紧密接轨的元素也使黄建新导演受到了海外电影界的关注,《红灯停,绿灯行》获得了1996年东京国际电影节大奖的提名,之后的作品《埋伏》则入围了1997年柏林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同时《埋伏》也在国内有所斩获,获得了第1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特别奖,以及最佳故事片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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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黄建新的城市题材在第五代创作群体中是罕见的。黄建新用摄影机记录下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和城市生活,并标记上黑色幽默的注解,填充了中国电影的城市题材体系,从而成为中国城市电影的“先行者”。


 电影产业升级的推动者


黄建新导演不仅丰富了中国电影的内容体系,深化了思想深度,还扮演着中国电影事业推动者的重要角色。他将“电影监制”这一身份带入了中国电影的工业化体系中,推动了整个电影产业的升级。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的洪流席卷而来,第五代导演纷纷投身时代的浪潮,先后拥抱商业化、市场化。进入新千年之后,商业大片时代来临,观众很快就适应了这种转变,电影的娱乐和商业属性更加凸显。


然而与迅速转变的市场相比,彼时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还比较落后,缺乏与好莱坞大片竞争的能力,国产电影遭受重创。


黄建新在《影响: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电影》中曾提到:“中国电影在90年代中下旬开始,日渐势衰,《真实的谎言》一经上映,中国电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国内没有真正的类型电影,所以主流市场电影是救中国电影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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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谎言》剧照


开拓市场的责任自然落在了已经具有成熟电影操作能力的导演身上,但究竟应该怎么做?当时没有人知道。于是,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电影人开始了漫漫求学路。


2003年,昆汀电影《杀死比尔》来到北影厂拍摄,并邀请到黄建新作为中国部分的监制。面对着一个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团队,黄建新见识到了好莱坞工业体系的运作方式,也看到了当时的我们和好莱坞的差距。在拍摄《杀死比尔》期间,他学习好莱坞的制片模式,并思考如何将这套工业体系运用到中国电影中。在黄建新看来,中国电影若想发展壮大,就要建立工业体系,而监制的角色必不可少。此后电影产业的发展也验证了他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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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比尔》东京室内戏份在北影厂摄影棚内拍摄


黄建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表示:“监制就是大制片人,在美国的电影体制里就是最大的、说了算的那个人,但是国内是两套体系。我们早年是没有监制的概念的,制片人就是制片主任。那个时候是国企,所有的预算都是由制片厂决定。我们的市场化是上世纪80年代初先从香港传过来的,后来到90年代中旬跟美国有交流,中间差了15年。”


《杀死比尔》后,张之亮导演的《墨攻》是黄建新好莱坞监制模式的第一次实践,这成为中国电影产业的一个转折点。《墨攻》上映后,票房一路高歌猛进,在2006年,首映日票房即达到400万元,全国总票房达到了4700万,让中国电影人和观众看到了国产大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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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攻》的成功让越来越多的国产电影意识到监制的重要性,但彼时业内的专业监制严重不足。那些年,黄建新每年都要监制五到六部的作品。与此同时,一方面他不断向产业内灌输监制理念、发掘培育新人;另一方面他也在不断发动身边的资深导演、编剧参与到监制工作中。黄建新将“监制”带入到中国电影的创作中,以第三方的角度协调投资方和创作团体间的关系,既满足了电影商业化的需要,又解放了导演,让他们可以专心于创作,这有助于中国电影工业化体系的建立。


近年来,众多资深电影导演也开始做监制工作,拍摄出诸多优秀作品,扶持了大批青年导演,这得益于黄建新对监制这一身份在中国电影体系中的推广和完善。


 主旋律商业片的引领者


2009年,黄建新受时任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的邀请,联合执导了影片《建国大业》。他们决定,用商业电影的思维来拍摄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上映后,一举夺得当年内地电影票房榜的冠军。在《建国大业》之后,黄建新导演继续和韩三平合作,以导演或监制、编剧的身份在建党节和建军节分别推出了《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共称为“大业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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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系列中,黄建新导演摒弃了过往主旋律题材作品中容易出现的刻板的主题说教与人物塑造,以尽量贴近当代青年审美的人物造型方式和叙事手段来重新讲述了革命历史故事。在《建国大业》中,黄建新导演巧妙地用一些革命先辈可爱温柔的性格瞬间拉近了解放战争历史和当代人的距离,消除了以往居于庙堂的历史叙事的神秘感,使当代观众可以更亲近地体会到先辈的思想与情怀。而到了描绘功勋领导人物年轻时代峥嵘岁月的《建军大业》中,黄建新作为编剧,放大了剧本中类型电影的属性,采取了多线叙事和“团队作战”等好莱坞剧作法常用的技巧模式,最大化了主旋律作品的商业价值,令观众可以一边获得一流工业电影带来的视听享受,一边学习革命历史,致敬前辈。


“大业三部曲”中,《建国大业》获得了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的提名,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第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的优秀故事片奖和优秀导演奖;《建党伟业》也同样收获了第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的优秀故事片奖和优秀编剧奖;《建军大业》获得了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和第17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的优秀故事片奖。这些成绩都证明了该系列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大业三部曲”也开启了中国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全新模式,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新标杆。此后,《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我和我的祖国》等主旋律商业大片相继而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市场成绩和口碑评价。黄建新在电影的艺术价值和商业属性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为中国电影工业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弥足珍贵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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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由黄建新监制兼导演,郑大圣联合执导的,庆祝建党100周年的重点影片《1921》也将于7月1日上映,电影聚焦于发生在192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故事,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历史。与“大业三部曲”有所不同的是,本片采取了更集中的视角和更细腻的叙事,生动地再现李达、毛泽东等前辈在重大历史时刻的拼搏与抉择,深刻展示人物内在的丰富性。相信在《1921》中,我们仍会看到黄建新导演在主旋律题材创作上步履不停地探索与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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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黄建新导演是在用内容创作和产业制作双重身份所积累的丰厚经验来反哺主旋律作品,推动了中国电影的转型升级,在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事业上留下了浓厚印记。


黄建新导演曾谈到,“你可以用一种叙事链条来反映你对社会的思考,只要是有认识价值的电影,都是创作者灵魂状态的反映。”他本人丰富多彩且功绩卓然的职业生涯践行了这样的理念,充分传达家国情怀和对社会的思考的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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