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事变”）。从“七七事变”肇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到现在的84年里，以抗战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数不胜数，其中尤以抗战为题材的电影最为突出。

84年以来，抗日战争题材电影的创作随着时代背景、意识形态、中日关系、大众审美等原因的影响，在创作理念、主题意蕴、美学形态、传播诉求等方面，都出现过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但不管这些电影如何流变，它们都丰富了不同时代中国人的文化精神生活，同时也塑造并强调了每个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身份的认同感。

“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抗战，宣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

历史无言，精神不朽。值此“七七事变”84周年之际，让我们共同梳理不同历史阶段的抗日题材电影，并尝试在该谱系电影中感受中华民族对战争的深刻记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血的教训不能忘却。昨天的历史不是今天的人们书写的，但今天的人们不能脱离昨天的历史来把握今天、开创明天。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早期抗战电影：时代号角，警醒国人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45年二战结束，这场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战争持续时间长达14年之久，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人们也挺身而出，持续拍摄了大量抗战电影，在凝聚大众爱国热忱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难当头之际，这些电影以“时代号角”的姿态激励了中国军民的时代责任感，在国破家亡的最危难时期，这些电影又以“警醒国人”的情怀浇筑了华夏民族的精神脊梁。

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华北事变”的硝烟中，相继诞生了《共赴国难》《风云儿女》《大路》等首批抗战题材电影。其中，由孙瑜、王次龙、史东山、蔡楚生等联袂编导的《共赴国难》率先打响了“抗战故事片”的第一枪。由许幸之执导，田汉、夏衍编剧的《风云儿女》则从知识分子的身份觉醒切入，曲折地反映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热烈愿望，该片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后来也被定为国歌。而由孙瑜编导的《大路》则借由对男性力量的赞美，讴歌了人与人之间互济互爱的生活方式，同时抨击了当时日本侵华战争对国人和谐生活的破坏。

1935 年以后，随着日本侵略者狼子野心的昭然若揭，当时的电影界迅即掀起了旨在动员电影文艺领域不同抗日力量的“国防电影运动”，涌现出了《狼山喋血记》《壮志凌云》《联华交响曲》《青年进行曲》等众多经典作品。其中，由费穆执导的《狼山喋血记》以野狼肆虐村庄、猎户团结打狼的寓言故事隐讳表达了抗日主题，公映后评论界反响热烈，当时的32位影评人联名推荐，将之誉为“在中国电影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而在1937年由联华影业集全公司之力推出的《联华交响曲》也以“集锦短片”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引入抗战元素，让几位导演联合摄制，各讲一个小故事，联合发出抗战的呼声。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华夏民族开始举全国之力抗击日寇。此时的抗战题材电影创作已无任何限制，完全可以自由抨击敌寇暴行、讴歌抗日业绩，力求以最直观、强烈的方式，去激励将士浴血抵抗、号召民众参军参战。其中，《孤城喋血》《塞上风云》《东亚之光》《白云故乡》《孤岛天堂》《木兰从军》《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等片就将“故事性”与“纪实性”相结合，从不同角度、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对全民抗战的时代脉络做出了极大的肯定。

除此之外，当时的电影界还将大前方惨痛的战争现实与国统区的苦闷生活联系在一起，创作了诸如《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大团圆》等影片。这些作品不仅采取经典的戏剧结构，浓缩了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人物关系，而且还以抗战开始到“惨胜”前后十余年的历史时期为背景，展示了那十几年里中国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因此，早期抗战题材电影也在电影艺术领域走向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

新中国抗战电影：工农兵作为主体

新中国抗战电影在抗战题材电影史上拥有十分独特的地位，并有着惊人的传播广度与深度。这一时期出现的电影作品曾影响过几代人，至今仍在引导大众爱国、爱党、爱军方面发挥着显著的功效。

自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各大国营电影制片厂主导投拍了大量表现共产党游击队、八路军或民众抗日斗争的影片，如《中华女儿》《赵一曼》《新儿女英雄传》《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三进山城》《狼牙山五壮士》《小兵张嘎》等。这类影片通常以塑造工农兵等英雄形象为主，通过表现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智慧与胆识，以及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来刻画我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在这些作品中，既有邓小平、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的光辉形象，也有杨靖宇、赵一曼等英雄人物的身影，更有无数普通战士、平民英雄的壮举；既有平型关大捷、黄土岭战役、百团大战等真实的战役，也有对于人民战争的形象化、艺术化呈现；既有战场上的浴血拼杀，也有看不见硝烟的地下战争。

从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抗战题材电影按照叙事模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家国”模式，实现家国同构、从顾小家到保大家的转变，如《新儿女英雄传》；二是英雄成长模式，对普通群众成长为革命英雄的历程进行展现，如《小兵张嘎》；三是战斗模式，表现基层组织进行的小规模惊险的作战故事，如《地道战》；四是爱情模式，朦胧的爱情在战争面前只作为点缀而不构成情节，如《铁道游击队》。

尽管这一阶段的抗战电影大都以宣传教育为主要功能，其故事结局也往往以我方胜利或完成任务而告终，但它们在表现敌后战场的真实情境时却尽量做到了内容全面、视角丰富，从而建构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叙事模式和影像美学，许多影片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战争片以及表现革命历史的经典作品。

新时期抗战电影：视野开拓，多元反思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又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意识形态领域还是艺术表现层面，抗日战争题材电影都出现了许多新的表达路径，因此也催生了一大批视野开拓、充满多元反思的作品。可以说，这是我国抗战电影史上最为色彩斑斓的一个新阶段——在创作视野、影片样式、作品数量、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了引人瞩目的新拓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电影创作领域的限制逐渐被放开。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也随之转变，注重对于历史真实的探究、人道主义的宣扬，如电影《血战台儿庄》就试图对抗日战争中的“台儿庄大捷”进行真实的再现，首次将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做出正面的描述。

另一方面，由第五代导演领衔的一批创作者们也开始将抗战题材与人文情怀相结合，表达战争状态下人性善恶的最真实写照。

如张军钊导演的《一个和八个》讲述的是一名共产党员与土匪、逃兵等置身于囚徒困境中的故事。在该片中，正义与罪恶、高尚与卑劣被交织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在生死攸关时所经受的内心挣扎和灵魂洗礼。吴子牛导演的《晚钟》也在剧情上超越了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简单图解，着重于展现战争和人性的关系，表达了包括敌方在内的所有卷入战争的人对战争的控诉。

而由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的出现又为这种突破前进了一步，它避开了表现某一政治势力主导抗战力量的方式，反其道描绘了一直被人们所忽略的、事实上是历史存在的由民间发起的民间抗战，并在寓言般的故事中刻画了中国人最原始的反抗精神。

进入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电影界引发了一场电影本体属性的讨论，电影的商业娱乐功能也逐渐被中国电影创作者所认识。如在《喋血嘉陵江》《铁血昆仑关》《飞虎队》等影片中，大投资、大场面、大明星的“大片”制作模式就得以被部分采用；而在《黄河绝恋》《烈火金刚》《南京1937》等作品中，则融入了爱情、动作、武打、枪战、恐怖等娱乐元素。此外，《三毛从军记》《绝境逢生》《巧奔妙逃》等一批喜剧片的出现，也极大地拓展了抗战电影的类型样式。

进入到新世纪，随着电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国际政治形势和中日关系的波动变化，抗日战争题材电影的创作又迎来了新的流变，相较于以前的抗战电影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在表现形式、主题意旨等层面又纳入了更为丰富的反思内容，并在电影市场中站稳了脚跟的同时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其中，《南京！南京！》《拉贝日记》《金陵十三钗》《风声》《一九四二》《开罗宣言》《百团大战》《战火中的芭蕾》等作品，就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日寇的侵华暴行，再现了我国军民反法西斯的豪情壮志。这些影片在引领观众反思历史的同时，更提醒人们对当下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复活给予高度警惕。除此之外，《黄金大劫案》《厨子戏子痞子》《叶问》《铁道飞虎》《邪不压正》《八佰》等影片还将抗战题材与商业类型片相结合，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从而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叙事模式。

结语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也是“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84周年。十四年抗日战争史，既是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炮火共赴国难的灾难史，也是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反侵略史。这一时期，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并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与此同时，中国一代又一代电影人也用超过300多部作品，记录并还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抗日英雄形象和非凡故事。毫无疑问，在中国电影史中，抗日战争电影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创作题材，其成果之丰硕已经今非昔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电影人们更会与时俱进，主动承担起谱写华夏民族誓死抵抗外来侵略的时代使命，创作出更加具有世界水平的抗战电影，用具有感召力的影像去批判和揭露日本法西斯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如此，才能使人们彻底反思战争，铭记历史，珍爱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