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主流电影的破局与发展

2021-10-04

2021年国庆档,《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两部主旋律大片同日上映,在票房表现和市场反响上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角。而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只是近年来主旋律电影主导中国电影市场重要档期的一个缩影。


作为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类型,主旋律电影创作在几十年来坚持破局、创新,在观赏性和思想性上不断统一,逐渐将这一类型发展为新时代的主旋律电影,在“电影书写时代,书写中国故事”的主旨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用。当今时代,电影工业需要技术赋能,电影里的中国故事更需要用心讲述,这样电影才能和观众同频共振,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化内涵。


主旋律电影的中国式嬗变


1949-1966年间,大批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诞生,定义了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底色”:《平原游击队》《地道战》《聂耳》《青春之歌》等经典影片的诞生,定格了一个时代的电影记忆。


 “主旋律电影”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987年提出,电影局首次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提出了“要坚持突出主题,坚持突出多元化”的口号,这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指导思想。同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彭大将军》《巍巍昆仑》完成;一年后,纪实开国时刻的《开国大典》诞生,成为当时主旋律电影的标志性作品;在此后的1991年和1992年,《大决战》三部曲先后上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观影热潮。

 

IMG_0137.JPG


1994年,《亡命天涯》作为内地引进的首部分账大片上映,中国观众开始在大银幕欣赏到好莱坞商业大片的魅力,客观上促使中国主旋律电影在观赏性和商业化上也做出改变。在二十世纪末到千禧年初,诞生了一批在故事题材上有所创新的主旋律电影,如将情感元素与革命故事结合的《红色恋人》《黄河绝恋》,首部描写中国民航迫降事件,展现中国式英雄主义的《紧急迫降》,在题材选择和观赏性上做出新的尝试,这些探索无疑为中国主旋律电影今后的变革起到了先导示范作用。


IMG_0138.JPG


从主旋律电影到新主流电影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快速发展,主旋律电影继续在市场化和类型化上提升,在创作上,采用了故事上以小见大,制作上“大片化”的思路,无论是尹力的《云水谣》、陈德森的《十月围城》还是冯小刚的《集结号》,都将个体光芒放置于时代背景下加以讨论,收获了不俗的市场回应。


IMG_0139.JPG


中国电影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日益兴盛,客观上要求传统主旋律电影抛弃宣传、教化的意味,走出一望而知的讲述套路,真正走上符合市场发展的道路。2009年,由中影集团出品、献礼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电影《建国大业》,在口碑和票房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其合理使用全明星阵容,市场化运作,都为主旋律电影的进阶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该片和此后的《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组成的“建国三部曲”,共同开启了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发展的扉页。


IMG_0140.JPG


十余年间,新时代主旋律电影迅速蜕变,向观众和市场交出厚实丰满的作品,从较早的《风声》《唐山大地震》《辛亥革命》,到近年的《战狼》系列、《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中国机长》等等。这类电影专注于技术赋能、传递中国式情感、类型化创作、市场化运作,这些改变使影片在票房上不断攀高,口碑上广受赞誉,成为电影市场各个档期的中坚力量。


IMG_0141.JPG


创作者不断向商业化、类型化靠拢的尝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主旋律能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影院。中国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就此转身,有了新的定义——新主流电影。


新主流电影的类型化之路



类型电影的概念始于好莱坞,是电影以叙事为主导的规范化审美形式,再由不同题材或技巧形成的不同影片形态。类型电影的显著特点就是“细分”,以不同的叙事风格吸引不同的受众。中国新主流电影的一大特征,就是在电影工业和创作灵感的加持下走向类型化,不断壮大。


《智取威虎山》《战狼2》《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近年来备受市场追捧的战争动作题材影片,是新主流电影的重要类型。无论是“北上”的香港导演徐克、林超贤,还是从动作明星转型为导演的吴京,都在其中做出了有益尝试。《智取威虎山》将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上山打虎”进行了戏剧化地处理,刻画了杨子荣这位中国式孤胆英雄;《红海行动》将现代战争“搬进”影院,“轰炸”观众的视听神经,坦诚展示着战争创口,令观者感知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战狼2》将动作、战争与撤侨的主题相结合,激发出观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类影片都有着彰显民族精神的内核,但在表现手法上都是以火爆的动作场面为基调,在火花四溅中张扬热血激情。《战狼2》56.95亿票房,《红海行动》的36.51亿票房,都是它们成为现象级电影的直观写照。以抗美援朝为故事背景的《长津湖》在这个国庆档重磅亮相,有望为国产战争类型片再创新的高峰。


IMG_0142.JPG


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组成的“国庆三部曲”,成为中国新主流电影发展中独创的电影类型。该系列电影采取“知名导演+明星阵容+单元短片”的模式,从“国”到“家”再到“人”,“通过对细碎生活现实主义化的展现,几乎对中国每一个重要阶层、每一代表性地域都有典型化的表现,力图让观众在观影中完成个体与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族想象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我和我的祖国》与《我和我的家乡》分别拿下2019年和2020年国庆档票房冠军,最终票房分别为31.69亿和28.29亿。今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父辈》将再次接受市场的检阅。



IMG_0143.JPG


《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中国机长》《峰爆》等影片,都在灾难片属性中融入了主旋律电影的价值观,描摹灾难来临之际的人性之光。《流浪地球》是中国电影首次将科幻类型和主流价值融合的作品,在中国积极参与环境治理、航空事业日新月异的大背景下,电影以国际化的制作水准,昭示着珍爱地球并怀抱希望的主旨。中国新主流电影的类型化,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主旋律电影刻板概念,也符合了观众多元化的观影需求。


新主流电影的真实表达


当新主流电影来到技术工业化、题材类型化的新阶段。如何在宏观的历史中讲求具体而真实的表达,赢得观众的集体共鸣,成为创作的必然。由此诞生的一批以真实历史事件和当下社会事件改编,直击热点的新主流电影,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电影《湄公河行动》根据“10·5中国船员金三角遇害事件”改编,讲述了一支行动小组为解开中国商船船员遇难所隐藏的阴谋,揪出运毒案件幕后黑手的故事,影片以警匪片作为外壳,激烈的武装对抗中,包裹着热血的家国荣誉,一经上映就获得了国人的赞誉;2019年暑期档影片《烈火英雄》,以“大连7·16油爆火灾”为原型,讲述了消防队伍上下级团结一致,誓死抵抗,以生命维护国家及人民财产安全的故事;2019年国庆上映的电影《中国机长》,根据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紧急事件的真人真事改编,塑造出“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的电影群像。这些影片上映后都因为它们对社会热点话题的探讨获得了人们的关注。


IMG_0144.JPG


重大社会事件在越来越短的时间里被电影化,成为光影中的中国故事。根据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中国医生》,讲述了中国各地的白衣逆行者在这场浩大战役中不顾个人安危、奋战在武汉前线,守护国人生命安全的故事。电影再现没有硝烟的战斗,演员无限接近这场战役中白衣战士的表演,观众观影过程中的感同身受,都体现出了电影“讲述时代故事”不可代替的功用。


以真实为基底讲述中国故事,其中饱含的中国精神令观者振聋发聩,这些喜闻乐见的作品同时也收获了丰厚的市场回报。中国新主流影片之所以能屡获成功,正是因为在选材上与时代同频,在创作上与主流价值观彼此关照,并大胆尝试艺术手段和先进技术,最终令影片呈现出“电影时代报告”的大片质感。


新主流电影以情造“人”


新主流电影的叙事模式在近年来逐步转变,“它不再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输出宏大的思想,而是用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亲近观众,将一个个能够触发观众共情、引起深思的中国故事娓娓道来”。


梳理近年来的新主流电影会发现,能够折射时代精神的小人物越来越多地成为电影主人公:比如电影《战狼》中的冷锋,他既是以一当十的当代英雄,也是个性鲜明的普通战士;《攀登者》回溯了上世纪60、70年代勇攀珠峰的登山者,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为国攀登的壮举,用主演之一张译的话说,“我演了一个有一点瑕疵的英雄,因为他也是一位普通人”;而电影《夺冠》则再现了中国女排的拼搏史,通过以郎平为主角的女排群体形象的勾勒,唤起数代人共享的女排记忆。


IMG_0145.JPG


将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小人物搬上银幕,不仅让观众从作品中获得共情点,也令电影人深刻感知创作的责任感。电影《紧急救援》取材自真实海上救援事件,讲述了王牌特勤队员高谦和赵呈与其他救捞人直面重大灾难的挑战,上演“中国式救援”的故事。导演林超贤谈到创作动机时就表示,当你看到这些无名英雄去救援时,就会觉得他们是真英雄,非常伟大,“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不是一句口号,它每天都在上演。


而《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和《我和我的父辈》,则将镜头对准了更加普通的中国人。如《我和我的祖国》中,宁浩执导的《北京你好》单元,就用一个朴实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和来自汶川的孩子之间的故事,串联起2008年北京奥运国人的“同一个梦想”;《我和我的家乡》中《北京好人》单元,凡人张北京与从农村来城市看病的表舅之间,因为医保卡发生了一段喜感而温情的故事;该片的《神笔马亮》单元,则讲述了马亮放弃去重点美术学校深造,回到家乡参与建设而发生的趣事……从共和国成立时的个体命运,到祖国建设过程中的奋斗历程,再到时代发展之下的个人价值达成,“国庆三部曲”关注了扶贫工程、农村医疗改革,体育强国等等层面,扎根小人物故事,真正以情动人,才能将个体情感对接国家情怀,通过电影作品实现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


IMG_0146.JPG

随着电影创作者在主观意识上逐渐淡化了简单的宣传教化习惯,在创作上接地气,以小见大地展现社会核心价值观,表现人们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这种在作品中造“人”,体现着主流创作意识的增强,也体现着新时代主流电影的积极发展方向。


结语


一直以来,“什么是好电影”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好电影一定是要符合时代主流价值观,并能引发观众集体共鸣的作品。要做到这些,需要依靠娴熟的类型化叙事、鲜活的人物塑造及工业化电影制作。尤其在中国观众国家自豪感与民族自豪感日益高涨的当下,这亦是对中国新主流电影提出的客观要求。


近年来,中国新主流电影爆款频出,每一部作品都印证了"类型化创作+真实化讲述+微观化表达"的新主流电影创作方向。而新主流电影也因其具有的集体记忆、精神共振、家国情怀等显著特征,成为银幕上不可或缺的风景。传统主旋律电影到新主流电影几十年的更迭、升级,传递着一个鲜明的信号:以更多普通人的视角,打造更动人的中国故事,散发更璀璨的时代光辉,让更多中国观众赏心悦目、心潮澎湃。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