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万玛才旦导演出版最新小说集《故事只讲了一半》，分享其于近期创作的十篇关于藏区生活的短篇小说。

在此次出版的新书中，万玛才旦导演的创作题材从乡土延伸到城市和剧组生活，其中《水果硬糖》等小说还将计划拍成电影。近日我们有幸邀请到万玛才旦导演分享他关于电影创作和文学创作的认识，以及对于电影文学性的心得感悟。

作为“藏语电影新浪潮”的领军人物，万玛才旦导演不断反思现代化冲击下藏族同胞的身份认知困境。他导演的电影作品有很多都是基于其早期所写小说改编而成，这也是他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

如影片《塔洛》（2016）都改编自同名小说；影片《撞死了一只羊》（2018）融合了小说集《乌金的牙齿》中的同名短篇小说和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杀手》的故事。

从中关村天空上看到一只红气球而有了灵感后，万玛才旦导演虽多年前就有了将其拍成电影的想法，最终也是先写出小说《气球》而后才衍生出电影剧本。

作家陈丹青在为《故事只讲了一半》的序言中提到，万玛才旦“使我在小说中想象电影”。

回顾中国电影的发展，文学改编的传统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经久不衰，不过像万玛才旦这样其电影剧本大多来自本人原创小说的导演并不多见。这让我们不禁再次思考电影与文学两种媒介如何互为映照，以及在电影中注重文学性的表达对中国导演推进艺术创作的意义。

万玛才旦既是受到国内外肯定的电影导演，也是保持持续创作的小说作家，这种双栖作者的身份让万玛才旦的电影和小说之间形成一种对照关系。加拿大电影学家安德烈·歌德罗在《从文学到影片：叙事体系》中曾提出，电影和文学这两种媒介是对彼此的延伸和反映。

成熟的小说创作给万玛才旦的电影改编提供了优秀的剧作基础；同时为实现跨媒介成功改编，万玛才旦注重电影和文学的不同特质，用视听思维灵活处理来自小说的对白和意象，生动地在银幕上再现藏族生活图景，让我们看到了文本和影像相互成就的魅力。

在本次专访中，万玛才旦首先肯定小说写作的积累对电影拍摄的重要影响。小说和电影都是关于叙事的艺术。万玛才旦细致地分享了写小说的过程如何让创作者在情节推进、对白设计、细节描写等叙事技巧上得到充分的训练，为之后在电影中展开叙事打下基础。

关于小说对电影创作的启发，万玛才旦以对白为例，强调电影中的对白要做到精炼和准确，需要一个不断打磨的过程，而小说写作的练习正可以帮助电影创作者打好写对白的基础功。

电影《塔洛》用了一句小说中塔洛的台词“其实我是个放羊的”，回答了大学生所提出的关于艺术家的问题。传统藏民意识与现代思维之间的隔阂，用这样一个简短的对白就足以反映，还带着几分调侃的味道，让人印象深刻，从中可见万玛才旦写对白的功力。

采访中他说道：“我觉得对白在剧本创作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基本功，对观影体验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精彩的对白给人一种满足感，而拖沓的对话你在观影中会明显地感受到。”

万玛才旦认为“有那种带实际意义、针对性强的对白，还有那种意义模糊的对白”，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度”，以及如何通过对话有效地推动情节，都可以在文学写作中得到很好的训练。

除了小说写作给电影叙事积累经验外，万玛才旦还提到电影拍摄对文学创作的帮助。他表示，由于市场上电影作品的时效性较强，尤其在跨文化交流中，文学的传播和更新相较而言会有些滞后。电影创作让他可以接触到很多新的艺术观念，这些可以反馈到他的小说中，对文学写作也大有裨益。

从小说改编成电影，万玛才旦认为创作者必须掌握这两种艺术的不同思维方式。他谈到：“有些作家把自己的小说写成剧本时，用的仍然是小说的思维，只在格式上做了一些变化，比如做了分场，但其实这个改编的剧本没产生多大变化，还没有电影的思维，很多东西最后是拍不了的。”

《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问及采取不同视角的原因时，万玛才旦表示，这是根据不同媒介的特点自然生发的，在电影中他不太喜欢用过多的旁白去削弱画面表现力。他更希望发挥电影的特长，让人们更专注于感受画面的丰富内涵。

除了对白外，从小说到电影另一个必须处理的文本问题就是字幕。为了藏语电影可以被其他语种的观众更好地接受，万玛才旦表示“我们在做字幕时会花很大的功夫，要结合电影媒介的特点，考虑到电影字幕翻译和其他文学翻译的不同”。

万玛才旦的很多小说用汉语发表，而改编成电影后演员要用藏语对白。他的电影剧本先是写出汉语版给组员看，再翻译成藏语版给演员看，根据演员搭戏的情况敲定合适的对白，最后翻译成汉语字幕，这时常有对原有对白的调整。

万玛才旦谈到：“一般所有的中文字幕是我自己翻译或者调整。电影字幕有自身的特点，比如一个句子里字数的多少，要考虑画面的情景。如果翻得很长，观众来不及看清字幕就过去了，也领会不到这个文化含义。所以做中文字幕时，你要充分了解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观众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找准对应的意象，考虑画面的情况，用高度概括的字幕传达出来。”

万玛才旦还提到，有时在电影中需要把小说里简略带过的场景进行更完整的构建。比如《塔洛》主人公决定卖羊的情节，在小说中只有一句话，万玛才旦表示这样可以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但在电影中他感觉这样还不够，需要对人物产生这么大的转变做更多的铺垫。

所以影片开始展现了很多塔洛一个人生活的日常场景，“放大他孤独的状态”，这样观众更容易对后来塔洛被爱情吸引的行为共情。

《塔洛》剧照

从大的场景构建，到各个细节设计，万玛才旦认为，在电影创作中，导演需要在现场“敏锐地捕捉那些有生命力的瞬间”，给小说文本找到适合的影视化表达方式。

对比写小说和拍电影的创作习惯，万玛才旦表示，他以前习惯用晚上的时间写小说，避开白天的纷扰，静下心来写作。但电影创作涉及更多方面，时间比较碎片化，这也意味着电影导演需要养成“随时进入创作状态”的能力。他往往有了一个电影的灵感后先马上记下来，再找一个更完整的时间去丰富这个想法。

万玛才旦提到，电影剧本往往会经历一个不断丰富生长的过程，不像小说文本可以在独立写作后完成投稿，电影创作有更多的互动性和灵活性。万玛才旦说道：“我的电影剧本第一版一般只起到一个框架的作用，把这个故事基本的剧情走向和人物对话搭起来。比如一个三万字的剧本，我可能先写两万多字，在确定要拍后，根据找场地、找演员等情况，再去丰富和调整这个剧本，一直到开机前觉得满意了为止。”

尤其对于用到非职业演员的电影，创作的灵活性是很大的。根据多次拍摄的经验，万玛才旦分享道：“很多时候非职业演员其实说不了很长的台词，开拍前我们把演员叫到一起对戏时，要根据演员说词的效果，改掉不合适的地方，比如把长句子压缩成短的，或者把这个演员的台词转化到其他演员身上，最后达到同样的表达效果就可以。”这样导演和演员相互影响，在新的反馈中，找到最自然而贴切的对白方式。

拍摄现场的机动性是电影和小说创作很不同的地方。除了拍摄前调整好的内容，万玛才旦还说道：“因为我是编导合一的工作方式，在拍摄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做调整。现场有很多临时发挥或灵机一动的东西，把这些加入剧本，也很有生命力的创作过程。”

而小说中什么信息可以进入，以及如何进入电影画面，万玛才旦强调电影导演对此必须有非常清晰的判断力。分析不同媒介的特质，做好加法和减法，是对电影导演能否用银幕传递好文学内容的考验。

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能打动大众的，都是关于“人”的故事。这也是万玛才旦多次强调的“要讲大家都能理解的关于人的故事”。

对于现在某些电影作品存在技巧很熟练，但背后缺乏精神内涵的现象，万玛才旦表示电影人加强自身的文学素养是很有必要的。广泛的阅读和写作，给电影创作者带来的不仅是叙事技巧的积累，还有眼界的开阔，以及人文素养的综合提升。

“如果没有文学或者社会科学的积淀，创作很难达到一个高度。我觉得电影拍到一定的阶段后，拼的可能就是你对人生的体验和理解。所以多读一些书，形成积累，这样你对故事的质量会有一个判断，也知道怎样更好地去架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文艺界曾开展过一场关于电影和文学关系的大讨论。发展到现在，对电影文学性的重视已演化为中国导演创作的群体性现象。

中国第三代导演谢晋基于“伤痕文学”，创作出《芙蓉镇》《天云山传奇》等诸多佳作；第四代导演谢飞的影片《黑骏马》改编自张承志同名小说，描绘生动的草原生活面貌；第五代导演虽在“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推进中注重影像造型，但张艺谋、陈凯歌等人仍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养料，反思中华传统民俗和汉族民族性格。

此外扎西达娃的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和《去拉萨的路上》在2016年被张杨改编成电影；姜戎的小说《狼图腾》中对草原生态的讨论也被搬上银幕。

以上实践其实和万玛才旦的创作有相通之处，都从小说到电影的创作中反思民族文化和时代发展。在当今社会，随着网络小说异军突起，IP改编的浪潮中亦可体现文学和电影的相互成就。由此可见“电影的文学性”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至关重要。

而与上述其他导演的文学改编电影相比，万玛才旦创作的特殊性还在于，他作为小说作者直接参与电影编导，一定程度上有效回避了常规改编中电影剧本对原著精髓理解不到位的问题，并且能在拍摄现场灵活调整，发挥出编导一体的优势。期待今后有更多优秀导演尝试这种由原创小说生发影像的创作路径。

万玛才旦把文学的叙事手法和人文精神延伸到电影创作中，同时运用视听语言丰富文学的表达。他的小说和电影创作共同关注少数民族主体的文化传承，书写个体命运在现代化浪潮下的境遇，体现了电影注重文学性的重要价值。

从万玛才旦温和而沉稳的表述中，我们再次深深感受到文学浸润人心的力量。万玛才旦的创作路径启示当今青年导演积极从文学中汲取养料，打磨叙事基本功，提升作品的人文价值，同时发挥好视听语言的特色，在文本和影像的共生关系中，讲好属于本民族文化的优质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