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8日，中国著名导演、编剧、作家万玛才旦，因突发疾病医治无效在西藏逝世，享年53岁。万玛才旦猝然长逝的消息震动了国内外电影界，无数与他合作过的电影人、影业机构、节展平台、媒体人、策展人纷纷发文悼念他的离世。

一次合作的机会，足以构成美好的回忆，错过相见之缘，便留下永远的遗憾。万玛才旦在中国电影人心中的份量是如此之重。人们为万玛才旦的离世久久难以平复心情，既是被他卓越的艺术才华所吸引，也是为他真诚宽厚的人格而感到不舍。

众所周知，万玛才旦既是才华横溢的电影导演，也是笔耕不辍的优秀作家。他坚持思考藏族人民在现代化冲击下所面临的复杂境遇，是族文化的重要讲述者。万玛才旦导演为人谦和通达，乐于助人，在业内获得一致赞誉。他对广大同业尤其是青年导演一直尽心帮助扶持，真正推动了一代电影人的成长。

万玛才旦的电影之路由文学开启，1991年他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曾获得多个文学奖项。2002年万玛才旦编导了个人第一部短片《静静的嘛呢石》。2005年他又自编自导剧情片《静静的嘛呢石》，获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2009年他执导的剧情片《寻找智美更登》获得第62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豹奖提名。2011年他执导的剧情片《老狗》获得第15届布鲁克林电影节最佳剧情片奖。2014年他执导的剧情片《五彩神箭》获得第1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摄影奖。2015年他执导的剧情片《塔洛》获得第72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奖最佳影片提名。2018年他执导的剧情片《撞死了一只羊》获得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2019年他执导的《气球》再度入围第7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2020年9月“2020南方文学盛典”颁出，万玛才旦摘得“年度小说家”。

万玛才旦曾任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第五届执委，曾代表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参加第三届中韩电影导演论坛，在举办第五届青葱计划时，万玛才旦曾担任导演训练营导师，在去年的青葱计划上海影展时，万玛才旦还作为映后嘉宾向观众推荐青葱作品。

今天，我们痛别一位值得敬佩的电影巨匠与一位亲切的挚友。未能再相见的遗憾，唯有在回味其作品、追忆其音容时得到一丝纾解。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谨以此文表达对万玛才旦导演的深切怀念与敬意。

回看万玛才旦导演已面世的八部藏语长片，可以发现它们有一种共同的魅力：即使你不了解藏区文化，也能被他讲述的藏族同胞的命运所吸引。小喇嘛对自由的渴望，以及牧羊人对爱情的向往，让我们既新鲜，又十分亲切，甚至可以与自己内心的孤独和迷茫形成共振。

这份魅力的形成，离不开万玛才旦对民族文化讲述方式的强烈反思。他曾说：“常有人用文字或影像讲述我故乡的故事，给我的故乡一直以来蒙上了一层揭之不去的神秘的面纱。”看待藏族同胞的生活时，外来者哪怕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也难免产生猎奇的心理，这样的视角下的西藏故事往往少了那份足以让藏区内外人民广泛共鸣的厚度。

如张希彤在《百年藏族电影发展史研究》中所指出的，早期关于西藏的电影往往局限于汉族导演的“外视角”，在猎奇驱动的想象中藏区的自然风光和特色民俗往往作为一种奇观而存在。而自2005年《静静的嘛呢石》问世后，以万玛才旦为首的藏族导演开始用“内视角”完成对藏族本土文化的自我审视。

由此，藏族电影的表达开始更多地聚焦藏族同胞的日常生活，如一个年幼的小喇嘛被电视吸引而蠢蠢欲动，牧羊人第一次去县城办理身份证时不知所措地整理发型。

当宏大的叙事范式隐去，个体的情绪得以被清晰地感知。藏族电影的传播力不再依赖奇观的打造，而是基于生命体验的共情。万玛才旦对本土文化的洞察，补全了他者的想象所触及不到的角落，让藏族电影开启富有民族主体性的表达。每当提及藏族电影近十多年的发展态势，我们都要感念掀起这场浪潮的第一位旗手万玛才旦。

万玛才旦多年坚持观察藏族同胞以何种姿态迎接现代文明的冲击，思考他们的身份在城乡二元碰撞下产生的认知错位。得益于他的创作路径，我们在银幕中看到的西藏不再处于一个世外桃源或蛮荒之地的静态，而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不断演进，面临重重挑战。

他的电影中有人怀着好奇的心态试探，如达杰的小儿子打开“白气球”玩耍；有人在信息化社会迷失自己的民族身份，如剪掉辫子失去羊群的塔洛，还有人坚守朴素的传统价值，如舍不得藏獒的老人和坚持为雪豹放生的父亲。

而在展现传统和现代的冲突时，万玛才旦依旧保持沉稳之风，不急于对不同的价值观进行褒贬点评。他在接受中国传媒大学索亚斌教授的采访时提到，自己不愿把影片《气球》中卓嘎的抗争定义为对传统宗教观的“批判”，而更多是一种“反思”。他在《寻找智美更登》中思考当代藏民继承佛教精神时发生的变化，于一路的见闻中不断观察与体认，而很少下定论。

万玛才旦警惕下定义对电影深度的限制，至于未点明带来的不确定，以及慢节奏的长镜头能否时刻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他都是从容的，不急着用镜头解释什么，而是让其诗性自然地生长出来。

《气球》结尾时空中飘过一个大红气球，身处不同地方的人们纷纷抬头仰视，在家庭矛盾大爆发后留下片刻宁静。万玛才旦表示不希望在电影中留下一个“非此即彼的结尾”，而想让故事有更丰富的解读空间。

万玛才旦怀有克制而从容的反思姿态，或许正出于对藏人生活的熟知。直接得出选择传统生活还是现代生活对藏族同胞而言并无太大意义，因为他们会长期生活于二者的博弈共存中。因而他的电影镜头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巨变中藏人的这一生存现状：始终于孤独中前行，时而回溯，时而反问，更多时候是以中立审慎的态度保持安静的观察。

所谓见字如人，观影也是如此。万玛才旦电影中的从容不迫正如导演本人的气质。去年在他的小说集《故事只讲了一半》出版之际，万玛才旦接受了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线上专访。面对每一个问题他的回答都坦诚而清晰，有什么说什么，不做过多的评判。

比如谈到当今电影创作者对电影文学性的重视是否不够时，万玛才旦首先提到，由于时代背景的变化，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比以往丰富了，电影改编的来源选择更多。考虑到这一现象的合理性后，他再一点点提出重视文学修养对电影创作有何裨益。讲述中万玛才旦的语气始终温和，同时有一份内在的定力。这份儒雅的谈吐或许得益于他长期坚持写作的积淀。

万玛才旦表示他以前会专门在晚上的时间写小说，以此避开白天的纷扰。那段可以静下来思考的时间非常宝贵。虽然后来随着开始拍电影，他要处理很多工作，时间变得更加分散，但他依然会抓住零碎的时间来记录灵感，培养自己随时随地进入状态的能力。

“我觉得电影拍到一定阶段后，拼的是电影之外的东西，比如你对人生的体验和理解。如果没有文学社科的积淀，创作很难到达一个高度。”文学写作对万玛才旦的电影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滋养，他认为写小说是一个练就叙事基本功的好方式，比如对人物的塑造、情节的构架和对白的打磨。与此同时他还表示长期的阅读和写作给人带来的还有眼界的开阔和人文素养的提升，这样创作者会对一个故事的质量更有判断力。

万玛才旦给我们留下了多部原创小说与小说改编的电影。藏族著名作家扎西达娃称赞他“创造了藏民族的电影和小说双子座的高峰”。对照观看万玛才旦创作的文字和影像，亦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趣味。

《塔洛》的小说和电影在同一位创作者手中形成了不同的气质。在电影中万玛才旦把小说所擅长的心理描写和大段精彩的对白大篇幅地删去，叙述视角从主观转为客观。而在冷静而简练的影片中，万玛才旦却做了一些加法，把原小说中被一笔带过的场景，放到具象的电影中进行更完整的构建。

于是影片开篇设置了一大段塔洛一个人生活的长镜头，辽阔的空间中他孑然一身，后来他被爱情吸引而堵上所有身家时，人们能理解他的莽撞，甚至有“我们就是塔洛”的感觉，原来是从一开始就感受到了他在沉寂中的孤独。

万玛才旦用敏锐的电影直觉把文本化作动人的画面，同时用文人的气度拓展影像的深度，让文字和影像相互成就。创作中他根据不同的媒介特质调整表达方式，不拘泥于一法，给人以豁达而灵动之感。万玛才旦在分享经验时没有去概括具体的文学影视化改编技巧，而是把讨论的重心放在创作者认知层面的能力上。

万玛才旦曾说“导演要在现场捕捉那些有生命力的瞬间”。至于如何捕捉，他没有道破。从他在长期写作中所培养的沉静思考的习惯，与片场调度中注重的应变能力，人们或许能找到参照之处。

万玛才旦平日话不多，但对电影界的朋友始终尽心尽力，能帮上的忙毫不推脱。他曾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经验，帮助那些曾和我面临相同困境的创作者”。

万玛才旦为中国电影界带来的改变，启发越来越多藏族青年投身电影创作，形成“藏地新浪潮”的集体创作之风。万玛才旦不断共享资源和经验，为藏语电影创作搭建起良好的生态圈。如拉华加导演的《旺扎的雨靴》，德格才让导演的《他与罗耶戴尔》，松太加导演的《河》都由他监制；近年来还有卡先加导演的纪录片《光之子》与久美成列导演的藏地悬疑警匪片《一个和四个》，都在国内外电影节展获得不错反响。每个藏族导演的叙事方式各异，万玛才旦扶持这些新晋的藏族导演尽量发挥自己的特长，进一步丰富藏语电影的叙事维度。

他还大力提携各地的华语电影导演。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万玛才旦担任了“注目未来”单元国际评审团主席。在国内其他各类电影节展上，都能见到万玛才旦与青年电影创作者交流的身影。

常年活跃于电影人才培养和创作的第一线的万玛才旦切实地带动了一代电影人的成长。高鸣导演的《回南天》、超凡导演的《一个人的葬礼》、鲁丹导演的《冬旅人》、刘智海导演的《云霄之上》、王学博导演的《清水里的刀子》等影片都由他监制。

这些题材各异、风格多元的作品在万玛才旦的助力下走进院线或各大电影节。尊称他为“老师”，是来自很多青年导演发自肺腑的感激。许多电影媒体人都知道，采访万玛才旦时，他会在聊自己的作品时顺带提及其他青年导演的电影来帮忙宣传。为新人探路是个辛苦活，对此万玛才旦怀着不减的热诚，如多年前他对刚接触电影的拉加华所说的那样：“有一天你拍电影我一定来。”

安静的万玛才旦总将对电影的热爱化作行动力，活跃于电影人才培养和创作的第一线。耕耘不断的他在2022年完成其藏语长片《雪豹》的拍摄，到今年3月万玛才旦编剧和导演的剧情长片《陌生人》刚刚杀青。

在去世的前一天，万玛才旦依旧密切关注着中国电影发展的动态，为想拍的电影身体力行。万玛才旦把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给了电影。每念至此，不得不为之深深动容。

熟悉他的学生格桑央拉回忆道：“您总轻声不语，但总让大家围成一圈说话。”大家爱围在万玛才旦的身边，和他相处是令人愉快的时光。摄影师罗攀撰文回忆自己初遇万玛才旦便看到这样一幅景象：还没拍毕设的万玛才旦来食堂找罗攀搭话时，身边就有几个人跟着他，“似乎已成为某一圈人的领袖”。作为导演所需的团队凝聚力，万玛才旦在年轻时就有了。

好人缘，也源自其为人的细致周到。和万玛才旦接触过的很多人，都存留着从某个细节被他打动的记忆。

斯人已逝，音容常在。这场痛别中，唯一幸运的就是，他留给我们的记忆总是温暖的。他丰硕的创作成果与宽厚的人格，将永远启发我们带着思考和热爱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