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前，导演刘伽茵凭借电影首作《牛皮》入围第5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如今，她带着电影《不虚此行》重进创作圈，风格上依旧有着相似的严谨与克制。
9月9日，《不虚此行》在国内上映。影片讲述了一名普通编剧闻善偶然通过写悼词与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相遇，在慰藉他人的过程中，也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故事。前不久，刘伽茵凭借本片在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夺得最佳导演奖。在本次采访中，刘伽茵反复提到的关键词是“内向”、“敏感”。这是影片的气质，是闻善的气质，也是刘伽茵本人的气质。其中，也有着她那精巧的身形、干练的短发所透露出的某种坚决。刘伽茵偏爱以内向的、被动的人作为主角的故事，她将这种偏爱也带到了《不虚此行》的创作中，“肯定有一定的自我投射在里面”。去掉所有可能的标签，刘伽茵认为：“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以内向的人作为主人公的故事。”谈及故事创作缘起，据刘伽茵回忆，大概在2015年左右，有一次在殡仪馆，她突然思考，在这里，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能做什么。于是，她想到写悼词的人，便有了闻善的雏形。对于闻善这一角色的塑造，除了影片里展现的样子，其实还有更多未被展现的部分。“对于一个角色，你想了好几年，那个量其实很大。任何时候想到这个人，或者想到这个故事，都会记两笔。想的次数越来越多，就慢慢构想出了这个人。就像你认识他很久一样，你知道他是哪的人，他跟父母怎么相处，他有没有朋友，平时吃什么，甚至他的衣服都是什么时候买的，他的体重变化是不是以前很瘦，后来发胖，然后又变瘦。比如说编剧，或者做后期剪辑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有发胖的经历。”谈到角色塑造，刘伽茵直言，要真的了解自己的人物是不容易的。“我们和自己笔下的人物，即便他是主角，也没办法天然的直截了当的说了解他。这个要花时间，我觉得还是挺走心的一件事。我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的，我觉得这种具体，然后深入，加上我在他身上所投入的时间，让我敢说我了解（他）。”闻善对刘伽茵来说就是非常具体的，“我一直都觉得他是一个天生比较瘦的人，但是从他研究生毕业到工作的那几年，我会觉得他非常缺乏锻炼，加上心理上的压抑，我相信他会发胖，所以会买一些稍微大一点的衣服。之后写悼词的这一年，他又回归到了一个缺乏锻炼的比较瘦的状态，之前的衣服可能穿起来就有点松垮。另外，因为不怎么添置新衣服，他大部分衣服都是旧的，一件衣服能穿很多年，你还会看到他可能穿着读研时的衣服。”基本上只有角色越真实，创作者才能跟他对话。闻善跟其他人的相处，怎么做的这一行，怎么认识的潘聪聪，这些都不在电影的110多分钟里，但在文字上都有落实。因为全都写过，所以闻善在刘伽茵眼里是非常真实的。“最开始的时候还并没有想好他的名字，当你投入了一定的情感，对他有一定的了解之后，你才会赋予这个角色名字。一旦赋予他名字，两个人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影片里的小尹对闻善而言也是如此，直到影片最后闻善才为小尹取名。在现实影像风格的基调下，如何让想象化的小尹合理化呢？“虽然对所有人来说，小尹不是真正存在的。但是，对闻善来说，他是存在的。只要我想到了这一点，它就合理化了。你只要找到了你的依据，这个事情就不难。”刘伽茵的依据即是闻善的视点，“我们找的角度和用的方式，基本上是闻善的一种感受。这个电影是闻善的视点。”比如小尹在家时，影片展现的不是旁人怎么看，而是闻善对自己家人的感觉。对刘伽茵而言，小尹是作为闻善的一个具象化的未竟之事。“这种方式我觉得大家并不陌生，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有这种和自己对话的情况。对闻善来说，他可以是陪伴，可以带来温暖，他也可以给闻善施加压力，拆穿他、拷问他。看上去，小尹是闻善的自我投射，是镜像化的闻善。对这种看法，刘伽茵认为既“是又不只是”。“作为角色，他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我来说，我和闻善是同一个角度，在我看来小尹也是真正存在的。”其他人物群像的设计，除了展示各自的人生或困境之外，主要在于呈现闻善的内心变化。这些角色也都始终没有离开电影本身所关注的命题，即普通人和普通生活。
真实性不仅是塑造人物的原则，也是影片结构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讲故事的结构上讲，穿插叙事是唯一的选择。“日常生活中，我们从来没有过说，人生中的第二件事情在等待人生中上一件事结束了之后发生，第二件事就像接力一样到来，不是的。我们的生活都是不可控的。明天有一些事情是你知道，还有很多是你不知道的。生活本身就不是一个干净利落的情况。比如突然有几天是这样，后面几天又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这是生活的一个常态。”影片内容决定了不太可能有其它结构这个故事的方法。“它必须是穿插的，但穿插的方式肯定是有技术难度的。因为你要层层叠叠地推进，还得把这些事情都讲清楚，它有一个信息量摆在这，情绪、节奏这些都还得打在点上，这是有难度的。但是对我来说它是唯一的方式，它是最接近我们生活真实性的一种结构。”在做分场时，刘伽茵就已经尝试按照穿插的方式，将闻善的生活慢慢推进。与电影本身的价值观和审美相符，外在情节安排上的穿插叙事遵循的正是真实性的原则。“就是不能讲完这个再讲那个，不是的，我们安排不了自己。生活就是这样。”影片的内在依据则是闻善的心理变化。“也就是这个角色在这个故事当中，他走到哪一步的时候需要什么。”闻善与其他角色之间的故事，有着天然的次序。一方面，这些故事有着自身的气质，另一方面，这些不同角色也对闻善产生了不同的意义。比如邵金穗的故事既不可能在开头，也不可能在结尾。“从次序上讲，在技巧的部分以外，大的次序其实是很明了的。所以，更多的是一个技术上的穿插，还有如何在有限的容量里把故事讲清楚，最后面临的其实就是技巧的问题。”这种将生活真实与心理真实作为叙事结构的依据，也与片中闻善与老师谈论起对三幕剧创作的看法构成互文，很多时候一直停留在第二幕才是人生常态。“作为一个编剧，对这个事情的思考和与之相关的经验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一定和朋友们展开过类似的对话，它也很自然地成为了闻善跟老师之间的对话。观众或业内人士可能会产生自嘲的感觉，当然它本身仍然是一个有疼痛感的对话。我觉得这两者并不矛盾，大家会心一笑的自嘲里仍然包含了疼痛感。”演员的表演同样也遵循着真实性。影片角色比较多，因此演员数量也很多。刘伽茵觉得，越是这种时候，剧本是最大的前提，是最坚实的基础。“我的剧本对白非常多，这种大量的对白很考验他们，所以需要大量围读。因为有太多没有办法写在剧本里的东西，所以需要他们对角色有更内在的理解。”对演员来说，当他站在角色的角度，体会角色的心理逻辑，他得是通的，他得是完全能够进去的。在表演的处理上，电影本身的风格要求全体演员的表演不能被看到表演痕迹。“我不知道这个叫不叫去表演化，但是我觉得至少大家都在力求去还原生活中的样子，以一个平视生活的标准设计一切，比如角色走路的姿势，方阿姨的妆如何更像这个角色本身等等。每一个方面都是需要大家去努力的。”每一个具体的执行步骤都在真实性的方向上，最终影片才能有一个统一的样子，这是刘伽茵的坚持。“任何一个环节，如果不在这个方向，那对我来说就属于真的不能发生的事情。”刘伽茵在每一个环节都保持着一种精准的态度。除了对剧本的严格落实，对影片气质的坚守，甚至体现在字幕的设计上。她对汉字的字体非常在意，片名四个字的设计，跟电影的气质、闻善的性格是完全一致的。“它是内向的，它不是热情奔放的，不是强调一种存在感，而是克制的、理性的、敏感的、安静的。我觉得它是在这里，等着大家，并不强调自己。”她还会跟执行制片人一起核对片尾字幕，讨论大小。“（我）就是这种性格。平面设计是很重要的，汉字是很重要的。对文字使用的慎重，或者说对文字、对汉字、对言语的这种尊重，就体现为片名的样子。”这是一部关于文字的电影，关于文字工作者的电影，字幕也共同构建着影片的气质。她既保持着严谨的创作态度，也热情拥抱现场拍摄时即兴所带来的惊喜。某一层面看来，这也体现了她创作的真实性。刘伽茵以胡歌和齐溪在房间的那场戏为例，“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双人关系。在写剧本的时候，作为一个编剧或导演，就能非常强烈地感觉到是这个双人关系在推动着这一切。如果不是邵金穗，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交流。在写剧本的时候，邵金穗的样子，闻善的样子，他们怎么去说一句一句的对白，对我来说是非常具体的。我也在那个房间里面，我在听他们说话，我在看他们两个人的样子。”到了拍戏的时候，有了一段令刘伽茵特别喜欢的现场即兴发挥。邵金穗戴上耳机去听录音时，由于沉浸在录音里，她很大声地说了一句“他爸爸”，闻善在后面被吓了一跳。“这是非常即兴的，这种非常宝贵，这两个人真的活了。剪辑的时候要去节省每一秒，但是这个东西自始至终我就是非常坚定的，我强行要求一定要保留。我觉得好的演员在一起，你才会有这种天赐的瞬间。”在朋友圈，刘伽茵分享了对这段即兴发挥的感受，说齐溪炸出了一个邵金穗。“那种生动是意想不到的，齐溪所呈现出来的邵金穗，就是那个能够激发出更多闻善的邵金穗。我写剧本的时候，是角色之间的那种碰撞。拍戏的时候，就是两个非常好的演员在现场的互动。”在访谈最后，我们与刘伽茵导演聊了聊片名的含义。对于片名的意义，刘伽茵真诚坦言，“这是我对闻善生活的一种期待，是我对他的一种情感上的联系。我希望闻善的生活、他的人生是不虚此行的。”这是导演对闻善的祝福，也成为影片对观众的祝福。影片是不虚此行的，自然也能给观众带来一场不虚此行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