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陈宇最为大众熟知的身份，是张艺谋的搭档。《狙击手》《满江红》《坚如磐石》这三部张艺谋最近的电影，是他在导演生涯上的又一次转型——更注重原创的剧本和故事，更关注影片的商业属性，更强调电影的类型化叙事元素。

而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原著作者、编剧陈宇是不容忽视的金牌搭档。陈宇拥有极强的原创能力和类型意识，和张艺谋连续合作的三部电影皆获成功之后，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了陈宇在原创方面的出众才华。

我不喜欢写轻松的故事

在目前已经完成的三部与张艺谋导演合作的影片中，陈宇展现出了他对不同年代、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故事的极强把控力。在陈宇看来，相比于某个具体的故事题材或剧作模式，故事本身是否具有强大的情感和心理力量才是真正能影响他创作倾向的关键要素。

他把他的创作倾向分成了三个部分。

第一倾向是希望写“有力量的故事”，相比于轻松的故事，他更希望观众在观看后能够受到强烈的心理冲击。

第二个倾向是创作能够体现叙事价值和吸引力的原创故事。陈宇认为，故事和叙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没有好的故事，只有更好的叙事方式。因此，他更注重能够呈现叙事意义、价值和吸引力的故事。

第三个倾向是更注重原创性，而不是依赖于已有的现成故事或文学改编。能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故事，而不仅仅是重新讲述已有的故事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

关于编剧和原创作者之间的关系，陈宇进一步指出这两者的本质并不相同，与大众误以为的编剧等于原创作者的观念相反，陈宇觉得在一个更加成熟而系统化的影视市场中，能够更加条分缕析地将原创作者与编剧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职业，才是更加理想化的状态。

这种误读的造成，也许正根源于中国影视行业在工业化上的不够成熟，以及一直以来对文学文本的依赖。在陈宇这样的知名创作者们出圈之前，原创作者和编剧这两种职业分工在大众视野中的存在感和认知度始终是模糊不清的。

但事实上，原创作者与编剧在工作属性上有很多不同之处。相比之下，原创作者更侧重于策划和构思故事，包括故事的风格、观众吸引力、主题等；编剧则是在已经有了一个基本故事、主题、题材和叙述方向的情况下，通过专业技巧将各种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陈宇认为电影创作需要有人首先来策划优质的项目，了解市场、观众和时代脉搏，然后再交给编剧来完成。这两个角色的合作可以创作出更出色的作品，他们的工作不应被混淆，而是要能够互相补充。

当下的混淆状态，某种程度上也间接造成了行业内部对于编剧职能的认知不清晰，期望与要求过高，纵然当下的陈宇凭借着足够强硬的个人能力，正在尝试着同时身兼二职，独自完成从原创故事到编写剧本的创作工作，但他依旧认为这不应该成为行业内的常态。

我首先是一名叙事者

回归到自身的创作，陈宇更愿意把自己称为“叙事者”——这大概是最能够精准概括陈宇多重身份的词语了。

在从事编剧工作之外，陈宇同时还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也曾担任过导演和监制。“当我从事编剧工作时，我会采用一些已经形成的创作方式，涉及不同的作品类型，然后会动用不同的资源来完善它。”

陈宇觉得，作为研究者的身份和作为从业者的身份互相补充，给予了他更多宏观、全面而清晰的洞察自我的契机，让他能够成为一名足够自觉与自知、逻辑自洽、胸有成竹的叙事者。

“我认为自己很幸运能够拥有这种多重身份，也时刻提醒自己，我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电影制作人，我不太喜欢漫无目的做事，而是倾向于寻找一些有原则性和有方法可循的事情。学术研究帮助了我的实践工作，使它更具体，而实践也使我的研究更有现实性和实际价值，这两者之间互相促进。”

从这一创作身份与创作模式出发，陈宇很认可自己身上的“学院派编剧”的标签——他认为衡量所谓学院派作者的最关键标准是创作者在创作时是否具有一定的理论框架。而他确信学院中习得的理论框架的确在对他的创作产生着影响。

这个理论框架包含两个方面。

首先，当创作者创作作品时，他们是否有自己的方法论和理论意识，而不仅仅是凭直觉或感觉——两种创作方法虽然没有高下之分，但的确在创作模式和底层思路上是截然不同的。

其次，学院派创作者通常首先将他们的作品置于电影史框架中，明确定位作品在历史、地域文化和美学上的位置。

回到具体的编剧工作层面，陈宇觉得，写剧本的过程本身，在编剧的整个工作环节中反而是最轻松的。他将编剧工作划分为三个板块，写作剧本本身是第二板块，更多的挑战通常在前期工作，也就是第一板块。在这一部分的工作中，编剧和其他主创需要一起思考要写什么样的故事，从哪个视角出发，基于什么价值观进行呈现等等，这种思考往往需要消耗的时间可能是更多的。

陈宇认为，对这种前期策划工作的重视是必须的，这甚至应当成为电影创作者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毕竟，构建叙事对一名成熟的、有经验的编剧来说并不难，难的是要构思出对创作者自身、对观众、对大的时代环境都有吸引力，并且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原创故事。

故事、观众与个人追求：

确认你为何爱上电影

至于什么样的故事是足够有吸引力的，陈宇表示自己目前更感兴趣的故事，一种是关注时代的，一种是关注观众当下需求的。

前者要求创作者更注重于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实质，拓展情感和技术世界的边界，而不仅仅是迎合当下的观众口味。后者则要求关心观众不断变化的口味，关心他们对影像和故事的接受能力、情感需求和适应能力。

其中，“观众”显然是创作最不容忽视的因素。陈宇觉得，创作者既不能一味地迎合观众——考虑到观众之间的个体差异实在太大，群体性情绪又过于复杂，这种盲目迎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但创作者也不能过于居高临下的引导观众，因为过久的居高临下必然造成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理解鸿沟，也无法让创作者保持对观众的尊重。创作者理应拥有一套足以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框架，同时也要积极灵活地适应观众的变化。

在当前的创作中，陈宇对于和观众挂钩更紧密的主流影片更加关注。当谈到对于主流影片，对于时代和观众的兴趣，他表示：

“我现在更多地从事主流电影的创作，因为我期待更多的观众参与互动，而不是像艺术电影那样，艺术电影更追求一种边缘性体验。

我时刻关注特定时代下的主流观众，了解他们的兴趣、情感和精神状态。我花大量时间研究社会新闻，分析事件背后的心理状况，以及观众的差异。”

“同时，我相信人类有一些持续稳定的情感和共识，如对美好的精神价值的追求，对爱情、家庭亲情等情感的认同，这些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我希望能够发掘并表现这些情感，让主流观众能够认同。”

此外，陈宇认为类型电影在电影工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大众认知维度上，类型电影无疑是最雅俗共赏的主流电影。所谓类型，不仅仅是简单的分类，更重要的是，类型电影强调观众，将他们的需求置于重要位置，以满足他们在主题、价值观和艺术体验方面的心理需求。

陈宇指出，这种关于类型电影的基本原则，好莱坞早在 1930 年代就已经形成，而尽管不同地区和时期的类型电影有所不同，但这个基本原则没有改变，这就是类型电影的核心观念。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电影工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克服一些障碍，其中一个关键的障碍是改变电影的主体观念。今天，尽管中国电影正逐渐工业化和规范化，我们在创作者和观众的关系上已经有了一些思考，但我们仍然习惯于强调电影是作者个人情感的表达。”

“因此，在我目前的电影项目中，我尝试按照电影工业的发展方向，制作主流电影，这些电影不应该仅仅是作者的表达，虽然它们仍然会反映每个作者的个性和特点以及故事的方式，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应该满足某种观众的心理导向和价值观，将观众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上。”

最后，在具体的创作与学术工作之外，我们还问了问陈宇老师对于年轻学生是否应该进入电影行业的看法。

这一问题的讨论热潮源于不久前徐浩峰导演在接受后浪电影采访时的一次坦诚发言。当被问及有什么心得和经验可以分享给年轻的创作者时，徐导却出乎意料地建议年轻人不要贸然进入这个行业，因为这样他们一定会对电影行业非常失望，此时此刻学电影的人大比例的没有前途。

“某种程度上，我挺同意浩峰的看法，因为中国电影不太可能再出现一个张艺谋了，那是个小概率事件。”

当被问及这一问题时，陈宇老师给出的回答和徐浩峰导演如出一辙。

他觉得，如果年轻人希望迅速获得名誉、金钱和地位，那最好不要选择来电影行业，在其他行业依靠才华来换取荣誉和财富的可能性，大概率会比电影行业高。

“如果你热爱电影行业工作的方式、工作的日常状态，那么你可能才是真正适合从事电影行业的人。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对电影本身的热爱，而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成功。电影行业是一个狭窄而竞争激烈的领域，但如果你投入其中并享受工作，那么即使无法成为张艺谋，你仍然可以成为这个行业的杰出从业者。这就是我对年轻人的建议，不要将电影行业视为迅速成功的捷径，而应该将其视为一种对电影本身的热爱，一种追求工作满足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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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海妖

栏目编辑 | 海妖

责任编辑 | 孟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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