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编剧，梅峰老师作品颇丰，与娄烨导演合作的多部电影作品都收获过很高的口碑，也得到了诸多海内外重要奖项的认可；转型导演后，《不成问题的问题》将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赋予了新的魅力，同时获得了第29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以及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金麒麟奖提名，如今《恋曲1980》也已制作完成，会在不远的将来与观众见面。
同时，梅峰老师也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教导一代又一代的电影新人学习成长，对电影史论亦有着精深的研究，可以说是在实践和学术两方面都具有深厚积淀的资深电影人。
如今，梅峰老师第二次来到青葱计划担任“剧本工坊”环节的导师，为学员们带来了非常实用的实践经验和创作建议。日前，我们也与梅峰老师进行了一次内容深刻丰富的交流，相信可以给予学员们更多帮助与启发。
“有积累才会有提升”
Q：从业多年，您拥有丰富的剧本创作经验，在您看来，目前青年创作者们在剧本创作上有什么普遍存在的、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A：除了青葱计划，我也参加过其他一些电影节的创投单元，看过很多年轻人写的剧本。比较深刻的印象是他们对于题材和类型的选择很敏感，但是如何在类型和题材的规范里，去做某种充满个人魅力的发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问题，这就导致他们的创作会给人一种在同一模型中不断重复的感觉。无论是写关于自己的真实故事，还是写自己熟悉的家庭当中的故事，都要拓宽自己的社会观察视野，视野的宽度将决定剧本所讨论的主题是否真的有当下性和话题性，这是我认为很多青年创作者需要更多注意和考虑的问题。
Q：当创作者陷入创作瓶颈期的时候，应该如何突破和提升？您的从业经历中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候？
A：我觉得这种情况谁都会遇到，写剧本作为电影项目的第一步，肯定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剧本写作的过程如果遇到状态不太顺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停一停去看看别的东西，合理有效地安排时间。所谓“瓶颈”，就是你该怎样超越自己，那所谓“超越”，事实上就还是要做新的积累。如果创作者陷入“过去积累的内容不够用”的被动局面，就一定要去做新的学习，时刻保持开放的眼光和心态，这或许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唯一办法。
事实上，“提升”这个词永远要和“积累”搭配在一起，没有积累就不会有提升——除了电影，创作者也需要很多其他学科的积累。电影作为一种媒介要展现某种社会生活的侧面或者复杂的人性，那么如何用充满个人态度和独特情感方式的角度来介入这种媒介的创作？这个问题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说你观察社会的角度中需要有一种基本的“社会问题意识”。这种基本意识的积累恐怕不是你只通过看电影就可以学到的，还要通过对于社会学、人类学著作甚至文学本身的大量阅读来构建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事实上，我认为任何艺术创作，背后都包含着作者看待世界的方式。
再比如说，我们常讲，创作者要发乎情感地讲故事，以情感表达来与观众做沟通，这其实就需要心理学知识的支撑——你如何看待家庭的环境和结构？如何看待新生代和长辈的关系？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在这之中，恐怕又会涉及到一些人类学的基本概念。所以说，如果不做不同学科的基本积累，你的作品也很难有新的态度和观点。
Q：但与此同时，青年创作者仍然要把系统的电影史理论，放在学习的第一位？在这样一个信息碎片化的快速阅读时代，他们该如何从经典的文学或电影作品中汲取养分？
A：作为一个媒介的从业者，必须要对这种媒介的历史进程有一定了解。面对电影这个媒介时，了解电影史、阅读和观片对于建构自己基本的美学观念是非常重要的。经典作品真正的意义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完美格式”，我们所有的创作其实都是在这种格式中寻找新的可能性。比如说绘画学习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是“临摹”，临摹名画是绘画从业者必需的基本功训练——电影也是同样的道理。从业者一定要了解经典电影，尤其是经典好莱坞电影是如何建构它作为类型系统不同题材和样式的。另一方面，很多年轻人更追求自己的个性和爱好，在创作之初给自己定下的坐标和方向就并非商业和市场，于是他们便会更倾向于去看大师们的艺术电影，这也是很好的选择。无论选择什么思路，所有创作者都需要付出大量时间，以稳定的心态去做基本功的训练，没有什么真的“天才”，大家都需要这个过程。
“文学作品改编要和观众情感互动”
Q：您导演的两部电影都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而来，那么您对青年创作者在文学改编作品的创作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A：从创作者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前提还是要足够喜欢一个文学作品，再去谈创作的可能性。在之后的创作过程中，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建构作品本身和观众在情感上的互动关系。我们一提到小说改编作品，就会放大这部电影本身可能会具有的文学性，而观众对文学原著本身的认可和固有印象，会加大文学改编作品的创作难度，因此我们应该围绕作品与观众的情感互动关系，来用心地完成小说到电影的媒介转换。
Q：您可以为我们推荐几部您认为优秀的文学改编电影吗？
A：我主要研究的领域是电影史，所以我可能会更多从电影史的脉络来谈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当代电影来说，我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们的作品，创造了一个美学高潮。这一时期大多数电影都是文学改编而来，其中《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和《菊豆》等作品，都在中国影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痕迹。
在当代，类型片在电影市场中越来越热门，商业性被放大，文学改编作品则受到了市场化的制约。在这个环境中文学改编似乎不那么热门，但也不乏做得非常不错的例子，比如《七月与安生》和《少年的你》，我认为它们都找到了一种好的和观众沟通的方式。
“类型片要与当下生活对话”
Q：您认为青年创作者应该如何跟随和融入时代，并贴近观众？
A：我的观点并非针对中国当下的类型片创作，整个电影史上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以西部片为例，在二战前的美国，西部片是非常兴盛和繁荣的类型片，影响力甚至遍及世界。但是到了20世纪的50年代，西部片开始明显地衰落，到了60年代，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西部片了。直到新好莱坞时期，才有一些导演在个性化的创作中去重现西部片。此时的“重现”，绝非用40、50年代的方式来拍西部片——事实上，这些新好莱坞时期的西部片装载了美国50、60年代发生的很多现实问题或历史巨变，比如《日落黄沙》的导演萨姆·佩金帕和后期的约翰·福特的西部片，他们都已经在用类型表现时代了。比如，70年代美国陷入越战，比起去表现一个世纪前的西部故事，70年代的西部片便会更倾向于去传达“越战”这样的大事件对美国本土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冲击。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应该了解，类型片永远要与当下的时代和生活保持某种对话关系。类型片的基本作用是对观众的一种想象性的抚慰，也就是说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商业类型片中想象性地解决很多现实生活中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它和受众之间是有直接对应的关系的。所以我认为在中国当下的市场，即便拍历史片，也要找到历史表述和当下之间的衔接点，否则，如果观众对你的历史故事在当代的意义感到迷茫，它就很难激起太多反响。
Q：在如今的电影市场中，青年创作者如何保持这种对话关系，创作出受市场欢迎的作品？
A：如今很难明确地说电影市场中的哪一个种类是比较受观众偏爱的，从早期的《疯狂的石头》《失恋33天》，到后来的《流浪地球》《我不是药神》等等，这些现象级作品的类型都不太一样，观众的兴趣和选择也是很多样的。我认为重点还是取决于，创作者要优先考虑用什么题材去和观众交流——选择自己身边发生的故事作为题材，以故事中的真情实感去打动人，才能做到和观众产生更多的交流，达到更好的效果。
Q：您有着非常丰富的阅片量，也接触过大量电影学院学生的习作，青年导演什么样的剧本或项目，仍会激起您的兴奋，产生想要合作的冲动？
A：我最优先考虑的并非题材或类型，前提还是要看到文字中表达出的真情实感，我还是会被年轻人剧本中直接打动人心的情感所触动。同时作品中要有能承担这种情感的载体，这个载体事实上便是作品所携带和附着的社会图景。但是我的意思并非一定要去拍“时代画卷”，一个小的家庭也可以是社会图景的一个单元——我指的是要在准确传达感情的前提下，把属于这个时代的气质和格调表达得清晰。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剧本必须要具备的条件。